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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不上是书评，只是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怀。 依然记得《民国那些人》封底上的一段话：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，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。他们那样的想着，那样的活着。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，但他们的守护、在意、体现的精神、传统、风骨，已与我们相去甚远。读着他们，我们感到恍若隔世；抚摸历史，我们常常浩叹不已。 ...... (7回应)

　　称不上是书评，只是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怀。
　　
　　依然记得《民国那些人》封底上的一段话：
　　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，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。
　　他们那样的想着，那样的活着。
　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，但他们的守护、在意、体现的精神、传统、风骨，已与我们相去甚远。
　　读着他们，我们感到恍若隔世；
　　抚摸历史，我们常常浩叹不已。
　　
　　那个时代着实让我们“浩叹”。
　　那是一个出“大师”的时代，小说有鲁迅、矛盾、巴金、丁玲、赵树理、钱钟书、萧红、张爱玲……散文有朱自清、胡适、冰心、沈从文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丰子恺……诗歌有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戴望舒……剧作有曹禺、老舍、郭沫若……仅是这数不清的文坛巨星的名字就已经是任何一个时代无法比拟，且不谈这些名字背后的著作、历史、轶事奇闻；且不谈他们几乎每个人在多个领域都是大师，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这些光辉的称号背后往往只是一个人；且不谈所列举的只是文坛大师，而科学、政治、艺术多方面的大师还比比皆是。
　　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从辛亥革命到北伐，从抗日到内战，作为学术中心的清华北大退居西南一隅，而文化却在风雨中百花齐放；贪官横行、统治腐败，而传媒却在这样的险境中产生、发展、繁荣。
　　那个时代让人想到楚汉浪漫、魏晋风流。同样的年年战骨埋荒外，同样的政治斗争险象环生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却也是同样的，有一个项上挂着花环，腰间佩着长剑，足上穿着芒鞋，飘拂着长髯，昂首仰天，披发伫立，千年前的他吟一句“哀民生之多艰”，千年后的他爆一声“咱们的中国！”；同样的，有一群那样的狂徒，我行我素，不屑于统治集团的强权压力，勇敢的拿起笔，写下雄心壮志豪言壮语，揭露世态炎凉人情险恶……
　　那个时代让人想到文艺复兴——的确，那正是巨人的时代，他们是多方面的通才，一个研究细胞染色体的生物学家，可以用漂亮的小楷在笺纸上写下“五夜梦里，三生石上，那有情怀堪说”，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，可以业余爱好戏剧，成为“独幕剧圣手”……
　　
　　那是一群傲然屹立的文人。对教育部三令五申的教改命令，可以不卑不亢地“力争学术自由，反抗思想统治”；对委员长前来视察的要求，可以不屑一顾地甩下一句“学校不是衙门”；对日伪实行的奴化统治，可以毫不畏惧的坚持悬挂中国国旗。
　　那是一群肩上担着责任的志士。在钱刚的《旧闻记者》中，我看到了昔日报界的那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——炮火在眼前，敌人的刀枪在眼前，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却也传遍了各个角落——王芸生沉痛的坚守“到今天，我们所能自勉，兼而为同胞勉者，唯有这三个字——不投降”；张季鸾临死前的告慰：我们在割稻子（此乃一篇鼓舞人心的社论，告诉中国人我们还有粮食，我们可以坚持战斗）；邵飘萍对当权的嬉笑怒骂，让虚伪的政权人心尽失；王小亭身跨四五个照相机，奔走于各战区，拍下的战地照片引起舆论轰动……曾经的报人，是多么的有胆识，多么的有决心，有勇气，不党、不私、不卖、不盲，就算众人真的皆醉，他们也会清醒得去唤醒身边的人。
　　那是一群将生命融入学术的学者。他们研究学问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，更不是为了一本万利，而仅仅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和自由。杨廷宝随身带着测量工具，在餐厅吃饭也不忘量桌子的尺寸，因为惦记着自己的学术，金岳霖愿意像劈开头发丝一样去搞逻辑，只是为了“好玩儿”；罗念生翻译古希腊，当他来到爱琴海时会欢呼“我终于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”，而当儿子劝他争取一些荣誉和头衔时，他却淡淡的说：我不要那个，那个是虚的。
　　读《民国那些人》时，格外羡慕联大的氛围和教学方式，印象最深的是刘文典讲《文选》，一次讲到一半突然停下来，宣布改在下周三晚饭后继续上课，原来，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，他要在月下讲《月赋》。我想像着那样的情景，皓月当空，静谧的校园里摆着一圈座位，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起，真的就像是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人物。
　　而后读到钱理群的《致青年朋友》，也提到了这一段：这样的课，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，它的随心所欲，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，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，它给予学生的，就不只是知识，更是浸染，熏陶。
　　而放眼昔日的大环境，文坛亦是一种单纯、无私的氛围。他们彼此相熟，对于志同道合的人，就像亲人一样交心，而对于有着不同理想的人，也保持着尊重和理解，纵然是争辩也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辩，也许前一秒还为了某个问题面红耳赤唾沫横飞，后一秒又是相互关心的朋友，还一起办报办杂志，那时各报的副刊，因为有了这些人，是多么的辉煌啊！
　　他们处在旧与新的交接点上，有着中国古典文人的清高、执拗、重情、不羁，却也是新时代的开拓者，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为此冲破一切的热血。
　　
　　林庚说：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，睁大了好奇的眼睛，去看周围的世界。
　　也许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，正是那种“婴儿”的品格，他们真实，豪爽，他们对待自己的学术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专注，没有所求，也无需求什么，他们都将名利看得很淡，只为这是自己的心之所爱，只为当我投入其中我感到无法比拟的快乐，也正因为此，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会使他们使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。生命的意义，也许本该是在于此，只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，早已为了欲望失去了自己的根，被灰尘蒙蔽了双眼，看不到那个真诚的朴实的自己。
　　
　　沈从文一句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心”也许是对那一代人最好的评价吧。
　　星斗其文在外，而在他们心里，总有一个“士”字守着，他们从小受着“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苏武抱屈而牧羊”的教育，他们的气节，他们的原则，他们的傲骨，也许正是建立在那一颗赤子之心上。
　　傅雷说，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，不会感到孤独，因为他孤独时会为创造一个世界。
　　我想，这个世界因理想而生，也因他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而生，因那大爱而生。
　　抗战期间，林徽因以病弱之身为中国的文化古迹奔走，在清贫的物质匮乏的日子里坚强的生活，而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，只是为了和祖国在一起。而文革以后，杨绛怀念曾经的日子，有读者问她是否后悔当初回到中国，她毫不犹豫地说她不后悔。不管这中间有牛棚也好，有五七干校也好，中国知识分子的爱不会反悔，它根深蒂固的埋在这片火红的土地上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也许正是这份爱，带来了那一代人的伤痛。
　　近来读三联选编的巴金随想，老人的热诚的呼吁让人感动，对社会国家的一片心意让人叹服，而那对自己内伤的剖析更让人反思。记得在读过杨绛《干校六记》后我很有些疑惑，我跟晓康说，怎么感觉他们那群人参加劳动还很高兴一样？晓康说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单纯，真的是又红又专，他们为能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感到荣幸。当时我以为这只是晓康的玩笑话，而读了随想，我才知道所谓“单纯”原来正是真实情况。在文革初始阶段，巴金确实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，愿意接受改造，愿意“重新做人”，认为自己是旧时代的文人所以理应革新，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，在一片“打倒”的呼喊中，他才慢慢理解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其实并不是“革命”，而是彻彻底底的造反。
　　如今不难理解傅雷的死。傅雷一生为人正直，以他的作风，若是能彻底想明白“四害”的本质，能确定这是一场反人性的造反，他不会选择死，他会大声的疾呼、呐喊。而他却只是觉得自己有洗不清的冤屈。我想明智如傅雷，尚且不能完全认清形势，何谈那些小小年纪的红卫兵，何谈那些茫然的不知所措的民众？
　　傅雷在家书中写到过他参观煤矿厂后的兴奋和激动，对形势的过于乐观的估计暴露了当时人们的坐井观天目光短浅。他们看不到世界的发展，所以以为我们在赶英超美，以为凭着我们的热情和干劲就可以发达，却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。
　　到底是当时的中国还缺少民主的环境，当时的人们过于简单，若是当初没有人响应“四害”，没有人去热心于“串联”“批斗”，人们都懂得科学民主，那么即使是有“四害”也没什么好怕的。
　　而巴金一次又一次提出要修建文革博物馆，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过去的错误，更是让人们记住这血的教训。
　　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，而他们的“把心交给读者”，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有不停的写下去”却让人看到了感到了光明的热度。
　　
　　一个月前季羡林去世。珊珊在博客里写了悼念季老的文章，我给她留言道：应该悼念的是那个已逝的时代。
　　后来便暗想，这十多年来，冰心去世，巴金去世，施蛰存去世，季羡林去世，他们消逝在了自己以纸笔构成的战场上，似乎我们和那个时代牵着的几条仅存的线也在逐渐断裂，我们离他们真的是越来越遥远了。
　　似乎越是战乱的年代文艺越是繁荣，春秋战国有百家争鸣，东汉末年后有魏晋风骨，安史之乱后有中唐散文，蒙古入中原而有元曲，满人夺帝位而成小说，民国时期的辉煌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。今天的文坛看不到昔日的繁华，似乎也是我们的庆幸，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。
　　然而，这岂是我们遗失他们精神的借口？
　　今日的报纸被歌功颂德的文章和娱乐的花边新闻占满，今日的文坛被一群80后作家的颓废空虚占满，今日的教育被应试技巧和填鸭题海占满……再没有联大那样一所大学，再没有师生在茶肆中品茗谈学问的其乐融融，我们看不到学术的百家争鸣，看不到名士的风流傲骨，失去了那孩子般对文化的天真的热诚，失去了那执拗的专注，那大无畏的勇气，那种对国家大计的承担，这不更是我们的悲哀？
　　
　　钱理群在《致青年朋友中》对青年学生们的教育却还让人鼓舞，的确，在这个有着信仰危机的时代里，也许不该只让他们的文字出现在一次一次重印的书刊上，我们也要自由，也要探索，也要承担，也要讲真话，也应该创造自己的辉煌。
　　如此，才不愧对我们是他们的后人，才不愧对那一句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吧。